郭沫若代表诗集(上海 郭沫若的文学发祥地)

郭沫若代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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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科院院长时的郭沫若
郭沫若博古通今,多才多艺,除了在历史、考古、书法、翻译等领域各有建树外,他的文学成就也是举世瞩目,于诗、文、小说、戏剧方面都有影响,而诗与戏剧的影响尤其巨大。他文学创作的发轫,多与上海有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上海,正是其早年甚至前半生文学创作和活动的发祥地。
《女神》诞生于上海
周恩来(左)与郭沫若在周公馆前合影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的成名作。陈西滢认为中国早期新诗有两部最好的诗集,就是郭沫若的《女神》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这与朱自清所说的“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正相吻合。闻一多还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诸文加以赞美。而《女神》的诞生地就在上海—1921年8月16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尽管《女神》中的不少名篇如《天狗》《炉中煤》《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礼赞》《地球,我的母亲》等都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所写,但他最初发表这些诗作的园地,却是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当时如果没有“学灯”主编宗白华慧眼识珠,郭沫若的诗才、诗名也难以展现并为世人所知。宗白华不仅发现了他的诗才,还介绍他认识田汉,3人的通信后编为《三叶集》在沪出版,遂成文坛佳话。
郭沫若书法作品
很少有人注意到,郭沫若最早的两部诗集《女神》与《星空》,其中有不少诗都写于上海,并且都与上海有关。如《女神》中的《海舟中望日出》《黄浦江口》等就是他从日本坐船抵达上海时写下的,登陆次日又写下《上海印象》《沪杭车中》等诗。不仅如此,《星空》中的不少诗也有着对上海的直接描写,如《吴淞堤上》《江湾即景》《仰望》等诗,都表达了他对上海的热爱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如《赠友》“吴淞堤上的晚眺/吴淞江畔的夜游/多情的明月与夕阳/把我们的影儿/写在水里/印在沙上。”开篇的寥寥数语,写出了吴淞江畔的美好黄昏,这与他在《女神》中《黄浦江口》“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的情调完全一致,都抒发了诗人对上海那种由衷而热烈的爱与礼赞。
在沪组办创造社
郭沫若(左二)与《救亡日报》先遣队成员
郭沫若在留日期间,有时会来往于日本和上海之间。特别是他于1921年春来沪后,与成仿吾被聘为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研究出版刊物计划,同年夏秋即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等,一时颇有影响。
由于他们倾向浪漫主义文学,有强烈的表现自我的色彩,又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与茅盾、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很不相同,再加上彼此成立之初有些误解,因此互相之间曾有过论争与交锋。与此同时,他们又因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上的一篇译文问题,彼此剑来枪去,几个回合一打,双方也成了对头。那时徐志摩刚从英国留学回国,不知文坛恩怨,一方面与胡适交好,一方面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因与郁达夫是杭州一中的同学,又与创造社结上了关系,他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共辟新土。”孰料过不多久,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认为郭沫若“泪浪滔滔”有句法毛病的文章,结果惹怒了创造社,成仿吾立即致信给他:“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我在这里诚恳劝你以后少做此虚伪……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郭沫若(左二)与创造社同仁
徐志摩急了,写了五千字的公开信加以解释,也无济于事。胡适感到有必要去造访郭沫若,便带着徐志摩和朱经农来到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121号。开门的正是郭沫若,一见胡适3人,立刻拉开凳子,请他们入坐。田汉有事先走了,成仿吾从楼上下来,坐在郭沫若旁边,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徐志摩如坐针毡。胡适向郭沫若找了些话题,但没说几句又停了,总不融洽,只好告辞。
来而不往非礼也。郭沫若觉得胡、徐主动来访,自己理应回访。于是第二天便搀着大儿子,带着翻译《诗经》的新书《卷耳集》,来到徐志摩家中。两位诗人谈兴甚浓,与昨天的冷场恰成反差。临别时,郭沫若关照:“我明天在美丽川饭店请客,请您与适之兄一起去,望能光临!”
郭沫若为《人民戏剧》题词
次日晚,郭沫若宴请胡适和徐志摩等人,创造社的几位要员田汉、成仿吾等列席了。胡适在席间说:“我们都是新文化的提倡者与拥护者,以往一些不愉快的事就算了,今后大家还应同心协作,共同努力。”郭沫若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遂与胡适相抱而吻。大家也一起举杯而饮,前嫌尽弃。
不久,创造社在沪成立出版部,并在北平、武昌、广州等地建立了分部。郭沫若的创作热情高涨,此间在沪出版了许多文学著作,除了《女神》多次再版,尚有《三个叛逆的女性》《瓶》《前茅》《恢复》《文艺论集》等作品,稳稳地奠定了他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后因他在国共分裂之际撰文声讨蒋介石,遭国民政府通缉,才被迫离沪避难。
在沪宣扬抗战文学
左起郭沫若、洪深、茅盾、叶圣陶
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他辞别贤妻安娜和孩子,于1937年7月下旬秘密回国投身抗日,途中写下七律《自日本抵上海有作,和鲁迅》:“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含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笑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抵沪后,他立刻受到郁达夫、沈尹默、夏衍、郑伯奇等文化名流的热情接待。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还为他举办了欢迎会,他致答词时表示:“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
郭沫若
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郭沫若立即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他不仅写了《我们为什么抗战》《到浦东去来》等文,作诗《抗战颂》 《战声》《血肉的长城》等以激励士气,还就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亲往昆山抗战前线,向陈诚、冯玉祥等人了解战局。蒋介石得知后也亲自接见了他,并希望他“多多做些文章”,还要给他一个“相当职务”。但郭沫若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
总之,以郭沫若当时的声望和影响,他在淞沪抗战中写下的大量诗文的确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同胞的抗战热情和志气。直到上海失守,他才被迫再次离沪,前往香港。
纵观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无论是他早期在沪发表的新诗,创办创造社,出版《女神》《星空》,还是他后来在沪呼吁抗战文学,上海都是他从事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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