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后一个智术师: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作者=高凌
来源=2018年5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一本崭新的俾斯麦传记,看起来是对克里斯托弗·诺恩的《俾斯麦》最准确的评价——这么说当然不光是看出版年份,毕竟一本新出版的书不一定是一本“新书”,尤其是俾斯麦这个话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很少有哪个德意志历史人物像俾斯麦这样充满争议。从他同时代的拥护者和敌人,到他死后的政治家和学者,人们写了无数著作来赞扬或者抨击他。每当德国的历史发生重大事件,这位“铁血宰相”的名字就会被人提起,颂扬者把眼前的成功归因于这位首相的深谋远虑,把失败归咎于后人背离了这位首相划定的道路;而他的反对者则把德国的苦难看作是俾斯麦在几十年前酿下的一杯苦酒,把德国走向光明看作是终于走出俾斯麦的阴影。在俾斯麦有生之年和死后,对他政治生涯中每一件大事的评价几乎都是两边倒的。从他上台执政到王朝战争,从北德意志联邦到德意志帝国,从保护关税到社会保险制度,每一个主题下往往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甚至几种观点。在这种如同战场般的的氛围下,写一本不愿意对任何人随声附和的俾斯麦传,就势必带有或多或少的论战色彩。而克里斯托弗·诺恩的这本书之所以“新”,也就体现在这一点。
夹缝中的俾斯麦
近代德国历史上最出风头的政治人物显然不是俾斯麦,但是要论评价的分歧之深,俾斯麦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这一点甚至在俾斯麦有生之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了。19世纪末,美国地产商人为了招徕德国移民,特地以这位在德国深受爱戴的帝国宰相的名字命名了俾斯麦城,但他们很快发现凡是愿意在这时候离开自己“崭新的德意志祖国”来到新世界的德意志人,往往都对这位伟大的首相怀有强烈的怨恨,俾斯麦城的命名成了一场房地产宣传方案上的灾难。

阅兵中的威廉二世

这种热烈的赞扬与猛烈的抨击、炙热的爱与强烈的恨纠缠在一起的局面,甚至并没随着这位首相的死而归于平静。在俾斯麦有生之年,最初选择支持他的格拉赫兄弟和他们周围以《十字报》为核心的“宫廷党”,从没原谅过俾斯麦对他们的保守主义政策的背叛。他们认为,俾斯麦破坏了1815年以来德意志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大君主国协调一致共同反对革命的局面;1866年的普奥战争是这两个本该携起手来与俄国一起捍卫欧洲君主的“神圣同盟”的中欧大国之间的阋墙之战。而普奥战争之后,俾斯麦对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侯邦这样的德意志小邦的吞并政策,更是公然践踏了作为君主制基础的正统原则。
如果我们接受了上述保守主义者对俾斯麦的指责,那么这个保守派眼中的叛徒头上,被革命派献上的“白色革命者”的桂冠就随之闪闪发光了,保守主义者指责俾斯麦背叛的地方,刚好是革命者颂扬俾斯麦革命的地方。在革命派眼中,俾斯麦虽然在立场上表现的非常保守,但事实上这只是他把“革命的本质”掩盖在“保守的姿态之下”的一种手段,他仅仅是把统一德意志这一“十九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事业”赋予了一种最能满足保守主义者的“王朝战争”的形式。如果我们把来自保守主义者和革命派的这两种几乎可以互相印证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是否就可以证明俾斯麦是一个姿态保守,但本质革命的“白色革命者”呢?
假如能够这样轻易就得出一个对俾斯麦的结论,那他还怎么成为历史评价上最众说纷纭的人物?俾斯麦有生之年和革命者的关系就非常紧张,死后更是如此。“白色革命者”这个评价仅仅得到了少数人的认可,而且还是在“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这个意义上接受的。而俾斯麦在自由派眼中的形象,最恰如其分的应该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那句评语“刺刀反革命!”,每当讨论近代德意志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恶果时,人们总会提起在普鲁士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时刻,以一种赤裸裸的容克地主形象登上普鲁士总理宝座的俾斯麦。这种观点认为1862年俾斯麦的上台是1815至1862年间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民主和统一事件的分水岭。俾斯麦破坏了原本可能通向议会制的普鲁士民主化进程,然后因为在内政问题上受制于憎恨他的普鲁士议会,所以转而在德意志问题上冒险,最终以最符合容克地主利益的王朝战争的方式摘取了正在成熟的德意志统一事业的果实。俾斯麦的长期统治造成了民主派甚至德意志的“辉格党贵族”长期在野,没有机会参与统治,这也就决定了德意志民主派软弱无力的局面。
同时,俾斯麦在军事预算问题上公然蔑视议会,把议会对预算的审议权弃之不顾,以及他发动的三次王朝战争,为普鲁士陆军摆脱议会监督、甚至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得以在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内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德国灾难的源头,毫无疑问应该归咎于俾斯麦。
就像革命派曾经呼应过保守派对俾斯麦“背叛”的指责一样,保守主义者也同样站出来批评俾斯麦的专制主义和个人统治。当时外交部的智囊霍尔斯泰因就指责俾斯麦漫长的“个人统治”窒息了普鲁士政治家和宫廷原本健康的政治空气。让原本作为国家政策摇篮的普鲁士大臣和官僚,在他的专制统治之下蜕化成热衷于宫廷阴谋的廷臣。俾斯麦的个人统治是日后威廉二世类似行为的预演,俾斯麦的制度让德国徘徊在两种极端制度的十字路口,“向左是共和国,向右是拜占庭!”一本关于俾斯麦的新书?
波德莱尔说“时至今日每一个诗人都必须首先成为评论家。”这句话套用到克里斯托弗·诺恩这本书的话题上可以写成“时至今日无论谁想要在俾斯麦的问题上发表新观点,他都自动成为其他俾斯麦著作的评论家。”所以这本书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罗列其他人的各种观点并加以评述:从俾斯麦的性格、立场、行事方式到政策的个人色彩这些小的方面到俾斯麦的时代、历史作用、乃至普鲁士的民主化改革、德意志统一的大德意志路线、小德意志路线、第三条道路、甚至奥地利理想等都包括在内,作者像阿尔卑斯山顶的曼弗雷德那样俯瞰着一百多年来形形色色的学者和观点。这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对读者来说却是一件幸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俾斯麦》无疑是一本崭新的书,他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全面、新颖的的视角看待俾斯麦问题。
比如,在争论最激烈的1862年宪法危机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俾斯麦的上台延宕了普鲁士政治向议会制的转型,俾斯麦采取的“宪法漏洞理论”给威廉一世的军事改革、政府超越宪法和议会实行无议会统治敞开了大门,同时也就为德意志帝国的强势君主权力和帝国宰相不对议会负责的状态奠定了基础——当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站在议会和立宪君主制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俾斯麦把道岔扳到了君主制的一边,破坏了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民主建设。
但是克里斯托弗·诺恩在书中指出,俾斯麦固然在议会制的问题上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但在民主问题,尤其在选举权扩大的问题上,他比称他为流氓和骗子手的自由党人要激进得多。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的议会,正因为俾斯麦的推动才实行了普选制。如果1862年自由党人取得胜利,普鲁士固然会走向议会制,但是在选举权问题上,无论是普鲁士的自由党人、还是他们视为楷模的英国自由党人,都比俾斯麦要保守的多。英国的选举权虽然在十九世纪里几次扩大,但最终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是在1918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鲁士自由党人会在这个问题上比英国自由党人更激进。

普法战争

在民主化与军国主义、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关系上,诺恩同样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传统看法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尤其是威廉二世个人的君主统治。但诺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实是多个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至少在导致英国参战的海军、世界霸权问题上,威廉二世所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不符合俾斯麦传统的形象里“容克贵族”的利益的。相反威廉二世的海军政策和殖民政策,实际上更符合普鲁士自由党人的利益。传统的容克贵族对海军和殖民地毫无兴趣,这一点在下文将有谈及,德意志和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和他们所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更需要积极的支持威廉二世的海军和殖民地政策。

威廉一世

诺恩这本书里另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在于颠覆了“好人腓特烈皇帝”的神话。腓特烈皇帝在1888年继位之后不到一百天就撒手人寰,1888年因此成为三皇之年,这位皇帝一直是德意志近代史上被普遍好评和寄予希望的人物,在种种改变德意志历史命运的假设里,最常见的就是全书开头引用的小说假设 “1866年普鲁士战败”,另一个就是“腓特烈皇帝没有死”。但诺恩实际的看法是从腓特烈皇帝的统治、他的个人主张和短暂在位期间的举措看,很可能他和威廉二世没有什么不同。腓特烈皇帝同样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泥塑木雕般的皇帝”,和他儿子威廉二世一样想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只不过他的这种要求被掩盖在对俾斯麦“专制统治”的批判之下,所以镀上了一层自由主义色彩而已。如果腓特烈皇帝真的长期统治下去,甚至真的把俾斯麦一脚踢开,他在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很可能成为威廉二世个人统治的预言。
地主俾斯麦
除了论战的角度之外,克里斯托弗·诺恩的书表现了一个不带光环也不被抨击的俾斯麦,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意识形态、也远离政治神话的俾斯麦,既不是英雄、半神人也不是流氓或者骗子手。看清这样的一个俾斯麦的形象时,十有八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主俾斯麦。
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其实也是一个被高度神化的阶层,如果不用一个更常见的词“阶级”来称呼他们的话。事实上,容克阶层真正以一种不容忽视的优势地位登上普鲁士历史舞台是十九世纪上半页的事情。随着十九世纪初斯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普鲁士的等级制度被废除,自由择业和转让土地成为可能,这种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容克贵族。拿破仑战争时期对殖民地商品的封锁,以及普鲁士政府对地主的信贷扶持,让他们巩固了这种优势地位。随着1830年代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德意志铁路的发展,他们的农产品赶上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价上升的利好行情,但是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也只在1830年代中期以后到1890年代中期之间的几十年间。
在这几十年中,欧洲人口上升、粮食稳定,作为“农业资产阶级”的容克贵族,通过农业技术改良和关税同盟带来的广阔市场取得了财富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也体现在他们对普鲁士和德意志政治问题的积极参与。但是从1880年代开始,随着轮船技术的进步,殖民地粮食和肉类开始源源不断的流入欧洲市场。1890年代船用冷藏库、甚至专业冷藏船的发明,让殖民地的乳制品也开始进入欧洲市场,全欧洲的贵族收益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如果说容克贵族偏处中欧东部,受到殖民地商品的冲击并没有英国和法国贵族那么大,那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场地主阶级的灾难中能够置身事外,他们遭到的冲击主要来自俄国。随着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沙皇俄国采取了类似普鲁士在施泰因、哈登堡时期的改革,俄国的大地主也逐渐建立起了为了外销的新型农业,这种新型农业又与俄国在法国资本主持下的铁路建设工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俄国粮食出口的一个高潮。作为俄国的近邻和盟友,德意志-普鲁士的地主承受了直接的冲击。

色当战役之后的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

到1890年代,普鲁士贵族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一个地位上远高于青年时代俾斯麦的伯爵夫人,一年只有在买圣诞礼物的时代才舍得花钱去一趟柏林,而当她去柏林时她只买得起三等车票,普鲁士容克地主的黄金时代这时一去不返,而容克贵族从此对国家间接的关税保护和直接的经济扶持的依赖则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在兴登堡总统生命的最后时期,普鲁士的容克们还在为了国家救济而逼迫他。
而俾斯麦就在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他在典型的容克庄园里度过了少年时期,又被送往城市度过了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青年时代。在源自父亲的贵族乡村生活和母亲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不同体验里,形成了自己的容克贵族立场,并且终身没有改变。
俾斯麦身上的标签里起决定性的标签就是“容克地主”,如果一定要补充一个的话那就是“面对现实”的“容克地主”。在书中诺恩驳斥了说俾斯麦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的常见观点,但诺恩也不否则俾斯麦身上波拿巴主义的一面,只是强调俾斯麦身上的波拿巴主义色彩并不是基于对拿破仑三世的模仿,而只是采取了和拿破仑三世相近的机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说俾斯麦不是一个普鲁士的波拿巴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在柏林模仿拿破仑三世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生活在柏林的拿破仑三世。
“面对现实的”、“机会主义”的“容克地主”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俾斯麦的政策剪影,而且相对来说要客观的多。俾斯麦在普鲁士自由主义者试图建立普鲁士的辉格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主导议会制政府的年代里成为普鲁士总理,为了阻止权力从自己的阶级手中滑落,不惜用一切手段来阻挠议会制的建立,甚至通过了普选法也在所不惜。同时因为不愿意丧失容克贵族对普鲁士的独霸地位,俾斯麦虽然用德意志帝国作为与自由主义者妥协的渠道,却不愿意放弃普鲁士王国本身。所以在建立帝国的时候,他小心翼翼的捍卫了普鲁士王国的存在不受触动,即使为此要放松帝国和南德意志各邦的纽带也在所不惜。

柏林会议上的俾斯麦

帝国建立以后,在威廉街的办公室里玩外交抛球游戏的俾斯麦,虽然一再炫耀自己技巧的高明,却不肯为了防止德国陷入两线作战而放宽对俄国农产品的关税。即使遭到俄国的抗议和反制措施也在所不惜,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依然是作为一个容克地主的俾斯麦。俾斯麦永远强调《再保险条约》“毕竟是一个条约”的那一面,却总是回避他的保护关税在俄国激起了同样掌握俄国权力的贵族的愤怒,所以他的《再保险条约》,即使在他的儿子看来“也只是一个条约而已”。
作为地主的俾斯麦不愿意德国扩张海外殖民地,因为殖民地大多只有农业产品可以输往母国,而农产品直接冲击地主的利益。作为一个面对现实的政治家,俾斯麦也不愿意扩张海军,因为海军是为了争取或者维持殖民地的目的服务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容克地主俾斯麦,在自己的整个统治时期,对德国海军、和殖民地扩张政策的谨慎到了冷淡和不闻不问的态度。
在我们的时代,俾斯麦和很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遭遇了不可避免的脸谱化。而在这本新的《俾斯麦》里,诺恩这种刻意营造的客观姿态,则带给我们一个更清晰也更准确的俾斯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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