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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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 /李彬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中国人最早也是崇拜英雄的,春秋时更甚一些,狼烟遍地,英雄辈出。在这方面,司马迁先生是我们的楷模。秦末农民领袖可谓多矣,司马迁却盯住项羽,极力描述他雄武盖世、意气千秋的光辉个性,使之成为中华文化操志高洁的一脉精神气息。遗憾的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没有成功,成功的是近乎无赖的刘邦。理想和现实脱节,于是,英雄就被抛弃,抑或只在理论上推崇。人的目光都聚焦到皇帝的宝座。我们更习惯于成败论英雄,并且只奖励成功,不奖励品格。
刘邦是怎样成功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当英雄。他需要的是目的,是天下,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忠孝节义。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作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大胆、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因而,自汉代以降,膝软如棉,脸厚如铁,心狠如蝎,成了时代的成功标志。殊不知,凡是膝盖软如棉的人必定脸皮厚如铁。礼义廉耻什么都可以不要,脸皮能不厚吗?脸皮厚,心肠黑,手段多,这些人能不成功吗?举凡英雄都不具备这些,他们太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士可杀,不可辱。
这个时代谈气节,谈英雄,有些奢望,有些悲凉。而所以想到这个词,想到这个事,是因为山东出了一件离奇的案子。荒谬的时代,网络上天天都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我不太关注,但涉及到人性的东西,却不能漠视忽视,不能让它来去匆匆,因为,我们都有亲人,下一个受欺凌的可能就是我们!公权力泛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谁是安全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当执法程序和手段不透明,信息远远落在舆论之后,公权力的公信力就荡然无存,不值得信赖。当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边界模糊时,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安全感,其个人权利随时会遭到侵犯和践踏——见义勇为的于欢就被判了无期徒刑。
于欢的案子并不复杂,他母亲因为欠债不还,被追讨,被软禁,被羞辱。不管怎么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前些年我们就因为混淆不清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关系,用情感代替规则,结果使大江南北诚信缺失,老赖遍地,现在谁也不敢轻易借钱给别人!苏银霞违约是这些事件的缘起;任何人,只要借贷了,就应该还钱!至于,她欠的什么钱,欠什么人的钱,能不能还的起,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要一出事就强调当事人的身份,黑社会、高利贷都是无稽之谈。银行的人文质彬彬,银行的钱利息低微,民营企业能贷来款吗?欠银行的钱不还警察就不追究吗?更何况,头戴红彤彤国徽的人就不犯罪吗?任何人,只要没有被法院宣判,他都是公民;法律面前,也不要相信那些地位高,名声大的所谓精英,他们照样会犯罪!
遗憾的是,母亲给儿子出了一道错综复杂的人性人情难题。于欢面对登门讨债的人,忍气吞声好几天,这是对的,毕竟企业和母亲欠人家的债;于欢面对脱离人性底线侮辱母亲的人拔刀相向也是对的,他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他不可能像有些法官那样,歹徒侮辱欺凌母亲时不自卫,不反抗,而是给他们心平气和的普及法律常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抑或头脑冷静,诱敌深入,一步步寻找证据,方便以后法庭审判,把歹徒绳之以法。因而,于欢没有学有些法官更是对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虽然被判了无期徒刑,但人性上不会受煎熬。他无愧于儿子这个身份,也无愧于男人这个称谓。
山东是孔孟之乡,是讲礼仪廉耻的地方;山东也是出大汉英雄的地方,英雄的代表人物是武松。但现在看来,山东是不会再有武松了。即便武松遇到兄长被杀,他也不敢冲冠一怒,拔刀相向,他只能先寻找证据,谁杀的,用什么杀的,什么时候杀的,怎样杀的,最好是有潘金莲和西门庆阴谋害人的录音、录像,如果能找到奸夫淫妇亲笔签名的作战计划书就更好了。但是,武松忽视了一条,即便证据齐全了,与西门庆沆瀣一气,贪赃枉法的官老爷会采信吗?西门庆那么多钱和人脉雇佣不来大宋第一律师吗?告状无路,上访无门,可怜敬畏法律的武松杀不了人,报不了仇,打不赢官司,想去梁山也怕被法官当黑社会通缉,只能凄然相向兄长的遗容仰天长叹,挑着哥哥卖烧饼的担子,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一个英雄因为守法就变成了狗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进退惟谷的于欢没有当狗熊。他给我们这个扼杀英雄的时代充进了一丝新鲜血液,让那些长着赘肉,流着脓血,寡廉鲜耻的人知道了什么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什么是血气方刚,见义勇为。我向往自由,也敬畏法律。我始终认为,于欢是一种正当犯罪。当一个人受到损害或者侮辱,但他没有办法经过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时,他无可选择只有通过违法的方式才能维护自己权益,那么,他因此而犯罪就具有正当性。一个儿子,一个男人,一个公民,如果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能保护,在他们受辱时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恐惧法律的条款限制,他即便在法律框架下苟活一百年也是行尸走肉;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保护,还能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保护国家吗?
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中写道,“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哲学家,建构主义鼻祖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这些年,躲避崇高,消解英雄,我们的价值观倒退沦丧到有钱就是一切,为了钱可以抛弃一切,肤浅地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连拍案而起,见义勇为的精气神都没有了,富强复兴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一场梦了!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李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现为西安国学院院长、《国学》文化期刊主编。出版有《听那立体的乡愁》《风中的灯有多美》《为花堪惜风雨》《言淡如风》《大爱无疆》《一钩新月天如水》《最后那片竹林——吴三大艺术评传》《美乡醉梦人——茹桂艺术评传》《天容海色——雷珍民艺术评传》《人民艺术家——石宪章评传》《阆风游云——草圣张旭评传》《花盛自心——乔玉川评传》等散文评论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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