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文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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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
一般来说,当权者退下来后围绕他转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元化先生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的住处却反而更加热闹起来,高朋满座。人们喜欢听他说古道今。王元化是上海学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这位跨学科的大学问家是如何造就的呢?
王元化作品《文学沉思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元化随父母离开北平南下逃亡。在轮船上他看到了社会的现实,以愤怒和哀伤的情绪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南行记》,时年17岁。该小说后来发表在上海学联主办的特刊《上海一日》上。次年,王元化考取大夏大学经济系,可是日寇的侵略使他无法埋头于经济学,因而继续以文学为投枪,于1938年写出小说《雨夜》,刊登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1939年他受组织派遣,随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的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回沪后撰写报告文学《出征》。这个时期,他的文学作品还有报告文学《乞丐收容所》、小说《舅爷爷》《花 圈》《残废人手记》等。我读过《舅爷爷》,作者以一个北平男孩的视角观察一位从湖北来的长辈,叙述他们从心有隔阂到难舍难分的过程,用的是白描手法,写尽平民的“土气”与善良,文笔平实而生动。
王元化作品《人和书》后来王元化就较多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写作。他的笔名有洛蚀文、佐思、方典、函雨等。其时正值上海的“孤岛”时期,他陆续撰写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现实主义论》《金批水浒传辨正》《鲁迅与尼采》《民族的健康和文学的病态》《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曹禺的“家”》《关于约翰 . 克里斯朵夫》等。这些篇章多数于1947年被收入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出版的《文艺漫谈》里,是王元化的第一本评论集。其中《金批水浒传辨证》是在当时进步书籍受到禁锢的背景下写的,他极力推崇金圣叹对待禁书的胸怀和意志。《民族的健康和文学的病态》则是对国民党“抗建文化论”和敌伪“和平文学论”的反驳,引起敌人极大恐慌。不过那时王元化还很年轻,多年后他回忆说:“以前有许多文字是照搬苏联文艺理论模式而已,并不值得珍视。”
王元化作品《集外旧文钞》
记得元化先生晚年多次向我提到汪富强这个名字,说他去台湾讲学时,此人闻讯前来特地坐在第一排。过了几年,汪富强携夫人叶落归根迁来上海,元化先生还让我在他住的庆余别墅和铜川路汪府之间充当“交通员”。原来汪富强和王元化是世交,王元化拜其尊翁汪公严为师,精读了《文心雕龙》和《文赋》。倘若没有这个经历,就不会有后来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即后来的《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含义丰富,文字凝练。对它的研究始终面临两个复杂困难的问题,一是对名词和用语的诠释,二是对全书所表达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原有意蕴的阐发。长期以来,大陆学者对国学的研究往往以“以论代史”为原则,轻视考据和训诂,斥之为繁琐,从而形成望文生解、生搬硬套等种种弊端。王元化曾撰文《回到乾嘉学派去》,即为批评和纠正这种不良学风。在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过程中,王元化下了很大的训诂考据功夫去阐发原著所含的本意,在此基础上摆脱释事不释义的窠臼,努力阐发原著所含的意蕴。这样的学术态度来自王元化的另一位老师熊十力先生所提倡的“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
本文作者与王元化原来,1946年王元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曾选出《文心雕龙》若干篇作为教材,当时授课的体会成为他写作此书最初的酝酿。到20世纪60年代,王元化栖身于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便开始《文心雕龙柬释》的写作。文研所所长郭绍虞先生明知王元化头顶着“胡风分子”的帽子,可是他不顾当时的政治空气,十分认真地披阅了王元化送来的初稿,然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予极高评价。程千帆先生评介道:“王元化讲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讲得比别人都好,这是由于他对德国古典美学体会深。”他还说,在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相结合方面,“可以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后一辈的朱光潜,现在还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王元化为代表”。他们“无论在文献学本身,或者在文学历史或文艺美学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王元化(中)与友人合影王元化晚年醉心于聆听并观赏传统京剧,有一次,名伶张文涓女士从美国回来探亲,先生设宴招待并请我作陪。席间大家谈戏甚欢,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个访谈,以我问他答的形式解释一些京剧文化方面的问题。后来我花了较大工夫整理出这个稿子,初名为《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约12000字。先以单篇陆续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连载,后来成为他担任顾问、我担任主编的《京剧丛谈百年录》一书的绪论。现在中国戏曲学院创设“京剧学”新学科,这与王元化在京剧文化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不无关系。2001年我受命创作京剧《大唐贵妃》时向元化先生问计。他回顾道,早年他曾与杨村彬先生讨论过有关李隆基性格的两重性问题,说到对于相关题材《长恨歌》的解释向有“政治谴责”和“爱情歌颂”两种,莫衷一是。据他的理解,李隆基做皇帝时荒淫懒政,对此应该进行“政治谴责”,可是李隆基交出帝王的权力之后,人性却在身上复归了,从而他的爱情也变得坚贞起来,这样的爱情也是值得歌颂的。据此,我在《大唐贵妃》的最后一场“仙乡续缘”里,给李隆基写了一大段成套唱腔,集中反映他的反思和人性复归,这也成为本剧文本的一个创新点。
王元化(前排右)与友人合影我在《新民晚报》工作期间,一度调到特稿部去写“大特写”。对此元化先生不满意,向报社领导束纫秋提议把我换回文艺部,束纫秋没有同意,回应道:“思再的岗位在新闻界,记者的十八般武艺都必须拿得起来。”无独有偶的是,束纫秋的杂文集《一笑之余》向他求序,他读了稿件以后却许久未肯出手,幸亏蓝云(元化先生晚年的秘书)帮忙疏通才使他动了笔。元化先生在这篇序里先回顾他和束纫秋当年在地下文委一起工作的往事和友情,再举例束纫秋当年写的小说《节日》有“淡淡的哀愁”在焉。然后笔锋一转,写道,正在他翘首以待束纫秋同类作品时,束纫秋却戛然而止,“以后写的都是短评,也许这是由于他的工作需要和时间限定只得如此吧。”他希望老战友束纫秋退休之后“贾余勇,再接再厉,继《节日》之余绪,写出更多更好的短篇来”。上述两个故事表现出他对朋友和学生的爱护,也反映了他对文学和文艺批评的重视。END扫码关注我们微信号:hmt-ar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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